論霸凌之惡

   

在八德國中[1]的霸凌事件發生後，「霸凌」（bullying）在台灣逐漸被視為一個社會問題，並被引進輿論與日常言談之中。網路霸凌，性霸凌，言語霸凌等等詞彙，逐漸成為日常用語。而在學校當中，校方也利用團體活動時間，以及公民課程等等，來為學生擴充霸凌的相關知能[2]。然而，矛盾的是，即便霸凌開始成為普遍被談論的主題，對霸凌的討論與探究卻並未因此而深化。甚至，應該反過來這麼說：正因為「霸凌」這一詞彙的日常化，其意涵似乎也被淺薄化了。

下面，我將指出一些淺薄化的論點，並提出批評。藉由檢視這些常見的論點，或許能對霸凌之惡有一些較深刻的理解。

在台灣，霸凌往往被歸咎於「人格特質」。加害者，因為有某種暴力傾向，或者某些控制欲望，而施加霸凌。受害者，則因為不擅長社交，以及有某些討人厭的習慣或言行，因此施加霸凌。這樣的觀點看似合理，但實際上一方面忽略了霸凌的多樣性，另一方面，則提供了某些將霸凌正當化的理由。

暴力傾向，時常被當作加害者的人格特質。但現實狀況卻常常是反過來：習慣於使用暴力來處理人際問題的人，常常是團體裡的受霸凌者。「愛打人」、「暴力」的標籤，使得他在團體裡成為弱勢。我們應當注意，「暴力」未必是一個好用的人際資本，其效應時常是負向的，而霸凌正是透過人際資本的運用，來讓受害者處於長期弱勢。一次性的打架或吵架，難以證明霸凌現象的存在。正因如此，霸凌應當與一般「偏差行為」的概念區分開來。行為是屬於個人的，而霸凌，則描述著團體長期的權力狀態，以及加害者對此一權力狀態的應用。在此，暴力不但並非霸凌的充分條件，也非霸凌的必要條件。除了暴力以外，還有千百種方法，能透過權力把人往死裡打。

「人格特質」這一個人歸因的角度，放在加害者身上，形成了一些對霸凌的窄化與誤解。放在受害者身上，則時常在實際面產生一種滑坡效應。在學校裡，或者是職場中，我們常常能聽見這樣的說法：「他會被霸凌，就是因為他這麼白目。」「他如果再這麼驕傲，被霸凌也是剛好而已。」在學校中，這樣的說法甚至常常出於老師之口。這種說法是滑坡的原因在於，它已經不只是在提出「原因」說明，而是在提出「正當性」的說明：「因為他白目 / 驕傲，因此霸凌他是正當的」。這很類似於性騷擾 / 性侵相關輿論中常見的「蕩婦羞辱」（slut shaming）：「就是因為妳穿著暴露 / 不檢點，才會被性騷擾 / 性侵。」於是，防止霸凌 / 性騷擾 / 性侵的責任，竟然落到了受害者身上，而加害者彷彿是無罪的。

我們應當注意，這類看似在描述原因的說法，實際上卻是在進行罪責的歸屬。「白目才會被霸凌」只是其說法之一，還有更多的型態，甚至以關愛與同理的形式來表現－「他是因為受不了他不合群，才用比較激烈的方式幫他融入團體。」在此，有兩組概念應當被區分開來，一是「同理 / 合理化」，二是「責任 / 罪責」。同理，是設法轉換視角，站到當事人的角度，綜合其情緒與經驗，來理解每一件事事出有因。然而，「事出有因」並不免除了加害人的罪責。反過來說，即便受害者有某些特質，使得霸凌發生或得以持續，這些特質如果有所改變，確實有可能在適當的情境中緩和霸凌[3]。我們或許可以說，基於自身的福祉，受害者有責任作出改變，但卻不能因此而把罪責施加到他身上。這些區分若不堅守住，同理或許就變成卸責，而介入處理的協助者，也可能在不自覺的狀況下踩線，而淪為幫兇。

霸凌，是透過權力不對等來實踐，在實踐的過程中，又一再的鞏固，再生產出權力不對等[4]。這樣的觀點，未必全然排斥人格因素在具體案例中的影響，而是強調霸凌現場的政治 / 權力因素。霸凌的普遍與難以理解，往往讓人把霸凌之惡歸咎於「人性之惡」。這種惡，被描繪為一種人性中普遍的、深沉的黑暗。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成為霸凌者，正是因為這樣的惡潛藏於我們的本性之中，不時以種種攻擊行為（戰爭，犯罪）來表現，霸凌只是表現形式之一罷了。這樣的論述看似深刻而成理，但卻逃避了理解的責任。我們每個人都是潛在的霸凌者，並沒有說明任何事情，反而回過頭來叫每個人放下指責的手。如果人人都是潛在的霸凌者，那麼誰有資格指責他人？[5]

但指出錯誤是必要的，確認罪責的必要的，正是在作出這些關鍵判斷的同時，我們分辨出原本處於渾沌之中的惡。但當我們試圖指出霸凌加害者身上的惡，事情卻往往變得更加撲朔迷離。「加害者」一般而言，並沒有一種確定的邪惡特質[6]。反而，許多霸凌加害者是一般社會意義下的成功者，或至少是個循規蹈矩的「正常人」。說是循規蹈矩，但正常人的特質並不在於嚴格的遵守規範，而在於不加思索的依循社會常規。或許，「正常」正是理解霸凌的一個重要視角。在長期的霸凌中，往往能觀察到一種「邪惡日常化」的現象。依循「不能欺侮人」的團體，一夕之間創立下了新的律法：「不能欺侮人，但應當欺侮弱者」。任何人都擔憂自己坐上那個弱者的位置，因為，根據團體律法，欺侮他不僅是允許的，甚至是應當的。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權威者的態度：默許，甚至加入。

政治思想家漢娜．鄂蘭對二戰時的德國，有一則深刻的描述：「汝不應殺人」的律令，被倒轉了過來－「汝應當殺人」。如果道德律令的內容都已經發生改變，那麼，我們就難以期待「遵從律令」的能力，能夠指導人遠離邪惡。在發生霸凌的團體中，情況是類似的。霸凌之惡不是人性之惡，而是鄂蘭所稱的「惡的平庸性」（banality of evil）[7]，因無能思考，無能與自身對話，不依據任何律令，來對眼前的事物作出判斷，因而作惡。重大的罪惡，執行者往往不是一般所設想的「惡人」，而是凡人。構成霸凌權力背景的廣大旁觀者，即為一例。

日本社會學家森田洋司在其關於霸凌的專著《霸凌是什麼》當中，提及一個終止霸凌的關鍵角色：仲裁者。仲裁者不同於旁觀者，在旁煽動或給予沉默的支持，而是成為團體中的制止閥，中斷霸凌的權力複製。在一些仲裁者較多的社會，霸凌的狀況，也出現了顯著的下降。

霸凌應當被中止。能中止霸凌之惡的，並非任何聖人，而是每一個作出如此判斷的公民：「即便『欺侮弱者』的律令高舉，但我拒絕領受，只因我是人，而他也是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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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 於2010年，桃園的八德國中發生多起霸凌事件，並有女學生被強拍裸照，及學生帶西瓜刀到學校進行威嚇等狀況。從這次事件後，才開始有霸凌通報措施，及引進社工，心理諮商師進入學校系統。相關新聞可參考：https://tw.appledaily.com/headline/daily/20101222/33054385

[2] 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師資培訓（師範體系，教育大學，教育學程等）的過程中，對霸凌的著墨甚少，教育當局也並未透過進修等方式，來提供教育者關於霸凌的知能。以致於，即便積極的擴充學生方對霸凌的了解，似乎也只能期待他們自發的發展出應對霸凌的能力或策略（無論加害者或受害者）。而這顯然是不切實際的。

[3] 必須強調的是，受害者的改變不保證霸凌減緩，甚至普遍來說沒有直接關係。原因在於，即便霸凌的發起，是由於某些特質，但霸凌藉以持續的權力關係之再生產，卻往往不（僅）是因為特質。特質（無論好或壞），必須被轉換成人際資本，成為團體政治的要素，才可能產生權力效應。正因如此，學生間的霸凌，老師其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－他往往促成了各種個人特質的政治化。

[4] 這一觀點來自日本社會學者森田洋司的著作《霸凌是什麼》，經濟新潮社2017。

[5] 漢娜．鄂蘭（Hannah Arendt）描述二戰後的德國社會，也出現類似的狀況。「每個人都有罪」實際上是在說「沒有人有罪」。於是，責任只能被歸咎於某些歷史潮流，甚至是一些幽玄的觀念。詳細請見＜獨裁統治下的個人責任＞，收錄於《責任與判斷》，漢娜．鄂蘭，左岸文化2016。

[6] 《霸凌是什麼》，森田洋司，經濟新潮社2017

[7] 見鄂蘭著名的爭議之作，《平凡的邪惡：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》，玉山社2013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