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性教育中的倫理議題：角色】

最近性教育的議題很熱，我一方面認為這是好事，另一方面，其實也顯示了問題的嚴重性。作為在父權結構中的得益者，說實話，近來的事件對我最大的衝擊之一，就是我對這些嚴重性的了解是遠遠不足的。但之所以說是好事，也是因為一些被隱而不談的議題終於浮上了檯面，即便是觀念比較保守的大人（無論是爸媽或教育者），也被迫需要面對這個議題，面對談性的重要性。但踏入這個領域，往往先遇到的就是迷惘，因為能參作指引的經驗並不如其他領域來得豐富。包括性別的議題與觀念，以及教學教法，和經營的分寸，這些技術與論述都有需要共同努力開發。我想其中一個需要談論的主題，應該是性教育中的倫理議題。我自己的經驗也不是很多，就僅就我有限的教育現場，和性教育經驗，來談談教育者在教育現場的「角色倫理」。

我曾多次在文章和演講中提及，教育現場合作關係的「合作三角」：「教育者—小孩—主要照顧者（媽媽，爸爸，或其他人）」。這個合作三角的模式，同時指明了兩件事，其一是教育工作者工作的對象，同時包括主要照顧者，以及小孩。但這同時也點明了教育工作者角色的尷尬，這種尷尬在於教育者是在對一個既存的家庭關係工作。在我們身處的，逐漸轉變為以核心家庭為單位組成的社會中，教育下一代的責任很大一部分被分擔到他的照顧者身上，這是一個既成事實。在這個場域中，責任也意味著權利：照顧者握有部分決定小孩教育方針的權利。這種權利是部分的，而且是可受批評和檢討的，然而，這不改變照顧者擁有權利的事實。另一部分的教育責任，則被體制內教育及社會承擔下來。說起來，在這個教育圖像中，體制外教育工作者的角色是比較弱勢的，因為他們是站在「社會」的角色當中來施力。從國家對教育責任的分配來說，這個層面並不是必須的，也不存在任何的管制。這種弱勢的角色，部分導致了上面所說的尷尬關係，但另一部分，也意味著彈性。

更具體的去談上面所說的，合作中的尷尬關係，可以這麼說：當觀念不一致的時候，誰來做決定？如前所述，照顧者合理的有制定教育方針的權利，然而，教育者（無論處於體制內外），也依據不同的管道（可能是國家的權利賦予，或者個人間的託付關係）掌握了部分的權利。那麼，兩種互相矛盾的方針，兩種依據不同基礎證立的權利，如何能夠進行合作？

這是個難題，而且，就我的經驗來看，越是有理想和才能的教育者，越可能會忽略。有理想和才能的教育者，往往會為了把某些理念和價值傳達給小孩，而不顧前述的倫理議題。但倫理議題不會因為忽略而消失，在這個過程裡，教育工作者其實已經對倫理情境作出了抉擇：作為照顧者的競爭者。在合作三角中，教育者作為競爭者的情勢非常常見。這並不是不行，但教育者應該要注意到自身角色的意義，和在關係中的意涵。教育者與照顧者之間的競爭關係，可能是在關係層面的（尤其是一些長時間陪伴孩子，與孩子特別密切的教育者），也可能是在理念、方針層面的。關係層面難處理的，常常是合作關係三者間複雜的情感投射，糾結。而理念層面難處理的，則在與雙方各自的堅持。堅持價值的重要性，並且放大，合作關係就逐漸轉換成對壘。

然而，又必須要強調，這並不是說價值沒有對錯可言。舉例來說，同志關係本來就應該在性教育提及，增加小孩對非主流關係的認識，也應該要認可同志婚姻的權利。對於教育者而言，堅守這些價值的義務，甚至比照顧者更大。原因在於，教育者從一開始就應該假定，自己面對的教育場域是複雜且多元的，可能面對各種不同傾向與認同的孩子。在這樣的前提下，任何歧視、偏見、刻板印象、宗教立場，都可能直接在教育場域中構成壓迫。但某些不構成對其他群體壓迫，但卻隱含特定宗教/價值觀的理念，在家庭教育中實踐，卻可能是合情合理的。舉例來說，一個基督教家庭，可能一整個家庭都抱持婚前守貞的觀念。這是照顧者依據自身的信仰，來劃定的家庭方針。就如同一個佛教家庭秉持吃素一樣，這樣的方針，或許立基於某些從客觀立場來看不合理的理由，但依然是教育權利的合理實踐。然而，教育者如果因為自身的信仰，而為他陪伴的孩子制定這些方針，就忽略了教育現場應被納入考慮的多元性。

對於急切的想要提及某些觀念的教育者來說，最讓人心急的，可能是發現小孩卻是接收到了一些歧視性的觀念，或者，小孩確實不明白某些教育者覺得「你怎麼會不懂」的事情。像是我自己第一次發現，一整班的中年級孩子都以為小孩是由屁股出來的，而且女孩們沒有人知道自己有陰道，我也是挺訝異的，而且有一種「我必須做些什麼」的衝動。但在這種衝動的背後，又不應該遺忘，小孩確實是「照顧者的小孩」。這句話的意思並不是說，小孩是教育者的所有物，而是說，小孩確實生活在家庭裡面，一個與他的照顧者（們）共組的家庭裡面，這個家庭是他的現實。教育者要做的並不是取代家庭的功能，或者與之競爭，而是「與家庭合作」。照顧者的教育方針中，可能包含許多歧視性的觀念，譬如，否認「不正常」的性傾向，蔑視不同的性別認同。這些觀念是歧視性的，不合理的，應該修正的。然而，指出這些觀念的錯誤，並不會導致倫理議題的消解。倫理問題，和價值與理念的內容，是應該分別看待的兩個層次。照顧者持有的理念是錯誤的，他的教育方針，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看，可能導致對於其他群體的壓迫，因此他不應該這麼做，這是一回事。他實際上是孩子的照顧者，與孩子共組一個家庭，被賦予教育的權利，又是另一回事。這項教育的權利，不能讓他的教育理念免於批評，反而使他更有義務去接受批評與挑戰。最終來說，教育權利的分配，依然是一種公共的分配。

談到這裡，教育者角色上的尷尬，應該變得更清晰了些。教育者同時在跟兩個對象工作，而且這兩個對象之間有一種實質的「責任—權利」的關係，兩者可能有不同的需求，以及不同的價值觀，教育者自身，也有不同的需求與價值觀。這些都是教育現場的真實。因此，如果只把眼光著眼於「我要教給小孩什麼」，可能就是太簡化了問題。我曾問過一位熟識的媽媽一個問題：如果今天我跟妳們家女兒（四年級）談談月經，你會覺得如何？媽媽的回答是：我會想，你要對我們家女兒做什麼？這樣的擔心是合理的，教育者應該去面對與接納。教育者快速的切入談性器官與性行為，假如教學教法恰當的話（這裡面有更多複雜的倫理議題，因為文章主題的關係，就先忽略不談了），當然是有其合理性，因為「小孩本來就該知道這些」。但在無知的孩子背後，可能有幾位還沒有準備好的照顧者們。他們的心情，也是真實的。他們或許有一套自己安排好的順序與步驟，或許沒有，這些準備與沒有準備，也是真實的。

有一個比較簡單的案例，或許勘作比擬。如果今天一個同志，找上一個主張性傾向治療的諮商師，或者反過來，一個保守的基督徒，找上一個捍衛同志權益的諮商師，諮商師有沒有告知的義務呢？我一直認為，教育也是廣義的助人工作，在教育場域中，這樣的知情同意權，也不應該被忽視。這種可以彈性且細緻處理知情同意的機會，也是體制外的優勢之一。詳細的溝通理念，實際要施行的步驟與內容，並給予選擇的機會，會是要進行這樣課程的必要條件。

或許很多熟識的朋友，會訝異於我在這篇文章裡傳達的保守反動觀念。但我傾向認為，在理念上的基進，未必要配合手法上的基進，反而應該有更多的細緻，以免觸及許多始料未及的傷痕。如我這樣身為男性而得益，因此無知的教育者，就有必要更謹慎了。面對倫理問題，才有機會更深刻的面對人。

經驗不足，也無法提供太多解方。只點出我見到的倫理情境，提供大家進一步思索與實踐的基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