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來,身邊和媒體的各種霸凌事件,層出不窮。我又回過頭來想,這些事情的發生,這些犧牲,可能帶來什麼改變。總體來說,我的想法仍是悲觀的。
學校是一被動消極的官僚體系,任何的變革,都有賴外界的誘導或強制。如果社會輿論沒有產生新的,對霸凌問題的關注,並且產生新的公權力介入,學校就不可能動起來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這是公務機關與學校永遠尊奉的準則。
這種因關注而產生輿論,進而帶動公權力的介入,前提是霸凌問題被「社會化」,被當作集體的公共事件。在日本,霸凌的相關立法,研究,準則,培力,歷經了三波的社會化歷程,期間經歷三十年的時間。這樣長的過程,整個對霸凌的探究與對策,才扭轉了實務面的觀點與對策。而台灣呢?很遺憾,如果我沒有弄錯,2010年的八德國中霸凌事件,才是我們經歷的第一波社會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