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反霸凌的起步：在犧牲的堆疊上】

近來，身邊和媒體的各種霸凌事件，層出不窮。我又回過頭來想，這些事情的發生，這些犧牲，可能帶來什麼改變。總體來說，我的想法仍是悲觀的。

學校是一被動消極的官僚體系，任何的變革，都有賴外界的誘導或強制。如果社會輿論沒有產生新的，對霸凌問題的關注，並且產生新的公權力介入，學校就不可能動起來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這是公務機關與學校永遠尊奉的準則。

這種因關注而產生輿論，進而帶動公權力的介入，前提是霸凌問題被「社會化」，被當作集體的公共事件。在日本，霸凌的相關立法，研究，準則，培力，歷經了三波的社會化歷程，期間經歷三十年的時間。這樣長的過程，整個對霸凌的探究與對策，才扭轉了實務面的觀點與對策。而台灣呢？很遺憾，如果我沒有弄錯，2010年的八德國中霸凌事件，才是我們經歷的第一波社會化。

就我對台灣人的了解，沒什麼理由讓我相信，我們會在這個議題上做得比日本人好或快。實際上，我們也確實在剛起步的階段。這個階段的一個重要特色，是「個人主義」，也就是把霸凌僅僅當成霸凌者，與被霸凌者雙方的問題。這一想法，在台灣的霸凌相關研究中，是主流的取逕。在碩博士論文網搜尋，便會發現，主要的相關研究，都集中於「霸凌者/被霸凌者的人格特質」。我已在多篇文章中檢討過這一觀點，在這裡我只想重複強調一件事：這樣的觀點，在實務層面的印象，往往就是標籤化，和病理化。而標籤化和病理化，正是霸凌最好的催化劑。

這一主流觀點的背後，潛藏著一個哲學問題：什麼是「惡」？什麼樣的人，會去作「惡」？對台灣人來說，這個問題的答案極為簡單：「惡」的充分必要條件，就是「惡的人格」。作惡必是惡人，而且只有惡人作惡。這點在主流輿論面對死刑的態度上，也是如出一轍。我們似乎無能去想像，一個「非惡人」作惡的可能性。我們對於惡的想像過於貧乏了，甚至，作為一個剛從法西斯主義中解脫出來的年輕民主國家，我們竟然未去認識到，大量「奉公守法的良民」，正是邪惡體制得以存續的前提。這樣的惡不出於惡的人格，而是出於政治權力對個人的宰制，對個人權利與價值的剝奪。這一點，跟教室裡的狀況如此相像。

我們無能想像善人，或常人作惡。在教育體制中，也無能想像一種人成為霸凌的加害者：教師。

或許看到這點，你會跟我一樣驚訝：在校園霸凌防治準則中，關於「校園霸凌」的定義，僅限於學生之間。教職員對學生，學生對教職員，或者教職員之間的霸凌，都不被算在內。教師處於一種不用被保護也不用被究責的狀態，彷彿是霸凌的絕緣體一樣。而在「防治」的實務面，教師又處於半缺席的狀態，他們被賦予責任，卻未被賦予知能。我詢問年輕的，從師大畢業的教師後才知道，在他們的受訓過程中，霸凌只被視作偏差行為的一類（再一次，個人主義），也沒有關於遇到各種霸凌狀況的處理策略與準則。進入學校後，也相關的演習量不多，也少與實務相關。對許多第一線教育人員來說，光是要「辨認」出霸凌，都是一件難事。這也難怪，許多處理霸凌的現場，會令人瞠目結舌。甚至，我自己就聽聞過多例「公開譴責受害者」的狀況。

霸凌跟性騷擾，真的很相似。兩者都難於被「辨認」，而兩者的受害者，也都往往被認為是「自找的」。再一次，我們關於惡的想像，僵固了。

一個教師缺席的防治體系，感覺是一件荒謬的事，卻在被實踐著。配合上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」的行事準則，處理的往往就不是霸凌，而是「提出霸凌狀況的人」。

如果我們確實處於起步的階段，那麼，什麼可以讓我們邁進？不帶浪漫理想的說，從他國經驗來看，答案是人命。死亡，或者慘無人道的受害，才有被社會化的潛能。由此，才能逼迫社會，公權力，和學校本身產生變革。

這是個無情也悲觀的答案，但社會的目光，卻不是少數個人有能力決定的。此前，我們或許只能努力把各處單點作戰的力量集結起來，個案式的逼迫學校改變。就像我無比尊敬，也自小受到他們協助的人本教育基金會所做的一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