撰寫者：李淑惠，羅青真
（註：本故事是搭配上面的地圖，分段說。每個地點說一段相關的故事。）
【司法博物館】
我是一個律師，這裡就是我常常會來的法院。我想要保護每個人都該有的基本權利，不管你有沒有錢，做什麼樣的工作，是台灣人或日本人，是高的還是矮的，在法律之前都平等，應該享有一樣的權益、同樣的尊重，這也就是所謂的「人權」。
但我為什麼會想要當律師，這就要從我爸爸的故事開始講。
很久很久以前，距離你們現在大約120年前，因為清國跟日本打仗打輸了，所以清國就把台灣送給日本。因為這樣，台灣來了很多從日本來打拼的日本人，我爸爸就是其中一個。他從日本來台灣當警察，然後認識了我的媽媽，兩個人結婚之後生下了我姐姐、我跟我弟弟。那個時候，台灣小孩跟日本小孩會到不同的小學唸書，日本小孩的學校會有比較多比較好的設備。離開小學進入中學以後，考試的時候，如果台灣人跟日本人考了同樣的分數，日本人的名次一定在台灣人前面，學校裡的第一名永遠只會頒發給日本人。在當時的台灣社會，日本人被當成是比較優秀的人，對台灣人有很多的歧視。還有許多不公平的事情，讓台灣人過得很痛苦，因此有很多台灣人想要反抗。
就在我八歲那一年的某個夏天晚上，事情發生了
我還記得，那天晚上，我跟姊姊、弟弟早就都睡著了，半夜卻被爸爸搖醒，爸爸對我說「不要出聲，要靜靜地走」，轉頭對媽媽說「孩子們就拜託妳了」，就這樣，媽媽抱著弟弟，一手牽著姊姊，我則是被阿輩背著離開了派出所。但是爸爸自己卻留在那裡跟同事一起，通通被反抗的台灣人殺死了。隔了好幾天，日本人來把這些反抗的人抓起來，送來這裡審判，那件事情，轟動整個台灣，這就是有名的「噍吧哖事件」。
我很想念爸爸，雖然不明白，為什麼爸爸明明知道自己會死，卻還要留下來呢？但我想要跟爸爸一樣，成為一個「明知道前面有危險，也會勇敢前進的警察」。所以在快滿20歲的那一年，我就通過警察考試，打算當一輩子的警察。
但有一次，一個開車的日本人撞到正在走路的台灣人，那個日本人竟然沒有下來查看就把車開走了，後來才知道，原來那個開車的日本人，跟當時台南的州知事很要好，所以大家都很怕得罪他，也沒有警察敢處理這個事件。當時我接下這個案子，而且我的想法跟日本人不一樣，我努力想讓做錯事的日本人認罪，後來送到法院判決，最後竟然還是因為進行裁判的法官也是日本人，就對開車的人輕判。我覺得這樣真的很不公平，日本人跟台灣人的權利真的很不平等，我想要做更多，希望能夠保護「台灣人」的人權，並且在台灣建立「人權」觀念，但我知道當警察的力量是不夠的，所以我想要成為一名「律師」。
就這樣，當了12年的警察之後，我帶著老婆小孩去日本讀書，希望能考到律師執照。
【湯德章故居】
我抱著一定要考上的決心，也很幸運的在日本考到律師執照，當時有很多機會可以留在日本工作、生活，但我老早就決定要回來台灣，幫助台灣人建立人權觀念，也要照顧媽媽。
等一下我會帶你們去看我從日本回來台灣後住的房子，而我的事務所本來在「末廣町」，是朋友用很低的價錢租給我，也在這附近。事務所的對面就是台南最新最流行的六層樓高的百貨公司，大家都會去那裡體驗「流籠」，是整個台南最熱鬧的地方，我希望能讓很多人看到我，這樣我才能夠有更多機會宣傳「人權」，而且常常只要我知道那裡發生「侵害人權」的問題，我就會馬上開始行動，希望讓台灣人意識到「人權」的重要性。
這個時候的台灣人也已經習慣日本人的管理，從一開始，我們可以說自己的語言，台語、客家話、族語，去台灣人的廟裡面拜拜，但後來慢慢有些不一樣，日本人鼓勵台灣人把自己的姓改成日本姓，鼓勵學習日語，破壞台灣的傳統廟宇，改建日本的神社，就是想要把我們變成日本人，為什麼這樣呢？其實就是要讓我們可以加入日本軍隊，幫忙打仗。
其實美國跟日本已經打了四年的仗了，最近美國開始攻擊日本人統治的台灣，日本跟美國在台灣的上空展開激烈的對戰，美國也經常從空中對我們丟炸彈，要打就要打最重要的港口、工業設施和最熱鬧的城市。我知道台南這座熱鬧的城市一定會變成目標，所以已經先要我的老婆跟小孩去姊姊住的楠西避難，媽媽也在那裡，其他的台南人也是這樣安排家裡的小孩。熱鬧的百貨公司及事務所附近真的被丟了好幾次炸彈，還遇到一次超級多的炸彈一起丟下來（台灣大空襲），但是很幸運，這兩棟建築物（百貨公司和事務所）並沒有完全燒毀，百貨公司的外牆還能看到很多彈孔及空襲的痕跡。
因為炸彈空襲，我便將本來在百貨公司附近的事務所移回自己的家裡，繼續堅持我的理念，我的家對我來說就像是我的城堡一樣，一進去就是一個寬敞庭院，左邊那一區就是我的事務所，後面則是我跟我家人的生活空間，我還養了猴子跟狗還有貓。我的家就是我「守護人權」的堡壘。
現在，我們先去看我的城堡吧！
【湯德章事務所&林百貨】
這裡就是我剛從日本回台灣時設立事務所的位置（我的辦公桌），旁邊則有銀行，你們看，對面就是那個百貨公司「ハヤシ百貨店」，當時常常擠滿人，就是為了要搭「台南第一座的流籠」。
還有當時空襲留下來的痕跡，你們要不要找找看彈孔在哪裡？
38歲那年的夏天，就在我把事務所移到住家那裡沒多久，全台灣放送著日本天皇的廣播「我們跟美國、英國、中國、蘇俄訂了宣言，為了不要讓日本變成焦土，為了不讓人民受苦，從此休戰」，很多台灣人聽不懂是什麼意思，但看到一起聽廣播的日本人在哭，心裡就知道是日本戰敗了。
很快的，日本人必須將台灣交給中華民國軍隊來管理，到處都在傳著中華民國軍隊領導「蔣介石」說的話「台灣人啊，我們打贏這場仗了，你們應該回到中國的懷抱」，
「我們台灣人終於可以當自己的主人，走自己的路了」有人這麼說
「不再有不公平的歧視！大家一起努力讓台灣更好吧！」也有人這麼說。
我卻有不一樣的想法，記得還在當警察的時候曾被調到中國工作一年，那時候中國內戰早就打了好幾年，中國的人民生活跟社會很混亂，連生活都有困難，更何況是讀書。更誇張的是，只要你有錢，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，不管好事壞事，也不用怕警察會來抓你，只要你給他們錢，他就會跟你是同一國。這樣的國家竟然要來管理台灣，我害怕台灣也會變成那樣，但這不會改變我想要在台灣努力的事。
從中華民國軍隊來台灣後，到處都發生了中國人跟台灣人吵架或者搶奪東西。他們會三個、五個人一起去市場買東西，然後就跟賣東西的人殺價，不管有沒有殺價成功，放了一點錢就把東西拿走，有一些竟然連錢也不付，東西拿了就走。
他們還接收台灣之前存的砂糖跟鹽巴、米，把這些東西跟台灣香蕉、鳳梨通通運到中國去，很快的，在台灣就因為缺乏這些東西，而要花比之前還要多很多倍的價錢來買，米的價格本來一斤8塊多，這個月要43塊；白糖更誇張，本來一斤只要2塊多，現在竟然要62塊，將近22倍。自己種田的農民、或者賺不多的人，很快就走投無路了，常聽到撐不過的就上吊自殺，甚至還有一家人一起上吊的。
還有還有，這個中華民國軍隊還把以前日本管理的錢幣換成新台幣，以前的舊錢要四萬塊才能換到新錢的一元，所以那個時候你要出去買東西，常常要提著大提袋把錢塞進去扛出門。
一開始，台灣人都很開心日本人離開後就會有更多的工作機會，自己終於能夠為台灣盡一份心力，但很快的，這些工作都被中華民國軍隊的人給補滿了。還有很多不平等的狀況。那個時候有一首詩是這麼念的：
「轟炸驚天動地，收復歡天喜地，接收花天酒地，政治黑天暗地，人民喚天叫地」
這樣過了一年多，越來越多台灣人了解，中國人根本不把台灣人當人看，很粗暴，感覺已經達到忍耐的極限了。
就在我40歲那年，從台北開始，台灣人發生暴動了。
二二七日那天，中國警察跟取締的的人發現一名四十歲的寡婦在賣非法的香菸，當時這個婦人跪下來拜託，但警察不只是把婦人身上所有的香菸和錢全部拿走，還用槍托毆打她。
「那種態度是怎麼搞的！」「至少也不該用那種方法吧！」旁邊的人看到警察用槍托打人的時候，整個火氣都上來了，那個警察想要開槍嚇嚇大家，結果沒想到竟然打到在看熱鬧的台灣人，那個倒霉鬼隔天就死了。
很快的，台北很多人都知道這件事，隔天，就是二二八那一天。
有一群人去抗議遊行，結果竟然有人在台北行政長官官廳屋頂對著遊行的人開槍，死了很多人。
有一群人則跑去佔領台灣放送局，在那裡對台灣全島廣播，希望台灣人一起反抗。
我害怕的事情終於發生了，就像是點燃炸藥一樣，點燃了台灣人對中華民國軍隊的憤怒，當時生活在台灣最大的城市之一的台南人，當然也不會缺席，台南的年輕人也開始暴動，攻擊中國人。我希望可以保護人權，不管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，所以擔任維護台南治安的參議員工作！
【台南市議政史料館】
39歲的時候，我開始接台南市參議員的工作，只要台南有什麼重要的事，我就會被通知並且來這裡開會。
還有前面那個「圓公園」，是台南年輕人喜歡聚集交流的地方，因為附近有參議會議場、警察署、還有消防署，總是可以第一時間就知道消息。
三月一日那天，我因為瘧疾發高燒在家裡休息，但參議會一直送來暴動的消息，我才知道公園裡聚集的年輕人，串連起來去警察署裡搶了警察的武器當作他們自己的裝備。我實在不放心還是騎著腳踏車到處看看。街上到處是人在談論二二八的事，不管年紀，大家都在表達希望「自由平等」。
回到家，老婆問我「あなだ，這樣下去沒問題嗎？」
「我很擔心中國人會做出什麼事來，我太清楚他們那種不擇手段的殘虐性格了。」
突然外面的廣播開始放送：
「請大家不要再暴動，恢復原來生活的方式，如果之前有因為二二八事件受傷的可以申請醫藥費，也不會追究是誰的責任，而且要成立一個事件處理委員會，聽聽大家的意見」
說話的就是當時的台灣省長官公署的陳儀。
我不敢相信，很多台灣人跟我一樣都在懷疑這是真的嗎？反抗活動的狀況並沒有減少，有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反抗動。我擔心如果狀況這樣繼續下去，中華民國軍隊的正規軍一定會從中國大陸來台灣，這樣台灣人根本不是他們的對手，死傷的人會很慘重。
為了讓學生靜下來，我直接去學校跟學生對談，把最壞的狀況分析給他們聽，也認真的聊「要怎麼守護人權」。甚至從搶走派出所武器的學生那裡把武器收回來，並且幫忙把武器還給派出所，之後，學生也志願來幫忙維持台南市的治安。
三月六日，全台灣成立了「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」，我，則被推爲台南分會的治安組長。高雄也有成立，但當天高雄發生了大事（大規模無差別殺人），終於，中華民國政府的真面目要露出來了。
【湯德章公園】
他們來了，還是來了，那代表危險來了。
天還沒亮，中華民國軍隊的正規軍就在基隆還有高雄登陸。
我知道事情不好了，跟妻子說了「我去去就回」就出發前往市議會，那時已經有好多人先聚在那裡，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，只是拼了命地想要保護家人的安全，正當我們還在討論想要去別的地方開會時，突然「碰」的一聲，議場的大門被打開，軍隊衝進來把我還有在場的學生、參議員們通通帶走。
我被抓去拷問，他們想要知道武器是從那些學生那裡回收的？但我知道，名字代表性命，因為我只要說出那些名字，我可能就沒事了，但那些學生就會沒命啊！我不行，我的責任其實是要守護年輕人的性命、守護人權啊！
所以，中華民國軍隊的士兵把我吊在天花板下，審問我。
「你明明是日本人，為什麼不回日本？」他問。
「我在台灣出生、成長於台灣，難道不是台灣人嗎？」我說。
「有人說，因為你爸爸是日本人，這次暴動就是你帶頭的」他問。
「是嗎？那既然我是日本人，審問就用日文來問吧！」我說。
「什麼？」他問。
「不用日文問，我就什麼也不回答。」我說。
「是誰！把武器交給你的究竟是誰！快說！不說的話你就只有死路一條」他說。
就這樣，我死都不說，那個士兵竟然還用槍桿毆打我，當時我的肋骨幾乎全斷，後來又在我的手指間夾上木板，用力夾緊，所以我的手指也完全沒用了，但我就是不能說出那些名字。
感覺像過了一輩子那麼久，三月十三日下午，我被推出去，然後上了一輛藍色卡車坐在後面，手被綁在後面，旁邊還站著兩個拿著三八式步槍指著我，還有一個士兵沿路吹著喇叭。終於還是沒辦法了，我知道這是我最後一次可以睜開眼看台南，這個我愛的家鄉，我愛的台灣，在街上看到我認識的人，我只能用眼神跟微笑向大家告別。
最後，我被送到這個圓公園，士兵想要綁住我的眼睛，我說：
「不需要綁住我，也不需要遮我眼，因為我身上留有大和魂之血！」
「若一定要有罪人，那就我一人已足夠」（台語發音）
「台灣人，萬歲！」（日語發音）
突然「砰！砰！砰！」發射三顆子彈，我才慢慢地倒在地上，死了。
我是台灣人、也是日本人，並且比任何人都希望能為台灣付出
我是「湯德章」，日本名「坂井德章」
【補充】
湯德章死掉的幾天後，臺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判決湯德章無罪，但是他卻早就被槍斃了。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